“惡人無有所紀”出自宋代曾鞏的《寄歐陽舍人書》。
《寄歐陽舍人書》
宋代 曾鞏
鞏頓首再拜，舍人先生：去秋人還，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。
反復(fù)觀誦，感與慚并。
夫銘志之著于世，義近于史，而亦有與史異者。
蓋史之于善惡，無所不書,而銘者，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，懼后世之不知，則必銘而見之。
或納于廟，或存于墓，一也。
茍其人之惡，則于銘乎何有？此其所以與史異也。
其辭之作，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，生者得致其嚴。
而善人喜于見傳，則勇于自立；惡人無有所紀，則以愧而懼。
至于通材達識，義烈節(jié)士，嘉言善狀，皆見于篇，則足為后法。
警勸之道，非近乎史，其將安近？ 及世之衰，為人之子孫者，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。
故雖惡人，皆務(wù)勒銘，以夸后世。
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，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，書其惡焉，則人情之所不得，于是乎銘始不實。
后之作銘者，常觀其人。
茍托之非人，則書之非公與是，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。
故千百年來，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，莫不有銘，而傳者蓋少。
其故非他，托之非人，書之非公與是故也。
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無以為也。
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，則不受而銘之，于眾人則能辨焉。
而人之行，有情善而跡非，有意奸而外淑，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，有實大于名，有名侈于實。
猶之用人，非畜道德者，惡能辨之不惑，議之不徇？不惑不徇，則公且是矣。
而其辭之不工，則世猶不傳，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。
故曰，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，豈非然哉！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雖或并世而有，亦或數(shù)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。
其傳之難如此，其遇之難又如此。
若先生之道德文章，固所謂數(shù)百年而有者也。
先祖之言行卓卓，幸遇而得銘，其公與是，其傳世行后無疑也。
而世之學(xué)者，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，至其所可感，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，況其子孫也哉？況鞏也哉？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，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。
其感與報，宜若何而圖之？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，而先生進之，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，而先生顯之，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，其誰不愿進于門？潛遁幽抑之士，其誰不有望于世？善誰不為，而惡誰不愧以懼？為人之父祖者，孰不欲教其子孫？為人之子孫者，孰不欲寵榮其父祖？此數(shù)美者，一歸于先生。
既拜賜之辱，且敢進其所以然。
所諭世族之次，敢不承教而加詳焉？愧甚，不宣。
鞏再拜。
曾鞏（1019年9月30日－1083年4月30日，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－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），字子固，世稱“南豐先生”。漢族，建昌南豐（今屬江西）人，后居臨川（今江西撫州市西）。曾致堯之孫，曾易占之子。嘉祐二年（1057）進士。北宋政治家、散文家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為“南豐七曾”（曾鞏、曾肇、曾布、曾紆、曾纮、曾協(xié)、曾敦）之一。在學(xué)術(shù)思想和文學(xué)事業(yè)上貢獻卓越。
曾鞏叩頭再次拜上，舍人先生：
去年秋天，我派去的人回來，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墓碑銘。我反復(fù)讀誦，真是感愧交并。
說到銘志之所以能夠著稱后世，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，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。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加以記載，而碑銘呢，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、才能操行出眾，志氣道義高尚的人，怕后世人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，有的置于家廟里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，其用意是一樣的。如果那是個惡人，那么有什么好銘刻的呢？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。銘文的撰寫，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么可遺憾，生者借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。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后世，就積極建立功業(yè)；惡人沒有什么可記，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。至于博學(xué)多才、見識通達的人，忠義英烈、節(jié)操高尚之士，他們的美善言行，都能一一表現(xiàn)在碑銘里，這就足以成為后人的楷模。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，不與史傳相近，那么又與什么相近呢！
到了世風(fēng)衰微的時候，為人子孫的，一味地只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。所以即使是惡人，都一定要立碑刻銘，用來向后人夸耀。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，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，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，就人情上過不去，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(xiàn)不實之辭。后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，應(yīng)當(dāng)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。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(dāng)，那么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，不正確，就不能流行于世，傳之后代。所以千百年來，盡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銘，但流傳于世的很少。這里沒有別的原因，正是請托了不適當(dāng)?shù)娜?，撰寫的銘文不公正、不正確的緣故。
照這樣說來，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？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。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于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寫銘文的，對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。而人們的品行，有內(nèi)心善良而事跡不見得好的，有內(nèi)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，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，有實際大于名望的，有名過其實的。好比用人，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，怎么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？能不受迷惑，不徇私情，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。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，那么依然不能流傳于世，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。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志銘文的，難道不是如此嗎？
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，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(xiàn)，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。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；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。象先生的道德文章，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。我先祖的言行高尚，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，它將流傳當(dāng)代和后世是毫無疑問的。世上的學(xué)者，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跡的時候，看到感人之處，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，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？又何況是我曾鞏呢？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后世的原因，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于我家祖孫三代。這感激與報答之情，我應(yīng)該怎樣來表示呢？
我又進一步想到象我這樣學(xué)識淺薄、才能庸陋的人，先生還提拔鼓勵我，我先祖這樣命途多乖窮愁潦倒而死的人，先生還寫了碑銘來顯揚他，那么世上那些俊偉豪杰、世不經(jīng)見之士，他們誰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門下？那些潛居山林、窮居退隱之士，他們誰不希望名聲流播于世？好事誰不想做，而做惡事誰不感到羞愧恐懼？當(dāng)父親、祖父的，誰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孫？做子孫的，誰不想使自己的父祖榮耀顯揚？這種種美德，應(yīng)當(dāng)全歸于先生。我榮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賜，并且冒昧地向您陳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。來信所論及的我的家族世系，我怎敢不聽從您的教誨而加以研究審核呢？
榮幸之至，書不盡懷，曾鞏再拜上。
①銘：在器物上記述事實、功德等的文字。
②通材：兼有多種才能的人。
③勒：刻。
④畜：積聚。
⑤兼勝：都好，同樣好。
⑥卓卓：卓著，突出的好。
⑦衋（xì）然：痛苦的樣子。
⑧蹶：挫折。
⑨魁閎：高大。
曾鞏十分仰慕歐陽修的道德文章，曾把他與唐代的韓愈相提并論，從二十歲起就與歐陽修建立了親密的過從關(guān)系。公元1046年（宋仁宗慶歷六年）夏，曾鞏寫信請歐陽修為已故的祖父曾致堯作一篇墓碑銘。當(dāng)年，歐陽修寫好《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》，曾鞏即寫此信致謝。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（慶歷七年），作者29歲。
這是一篇獨具特色的感謝信，它沒有平常的客套，也沒有空泛的溢美之辭。而是通過對銘志作用及流傳條件的分析。來述說“立言”的社會意義，闡發(fā)“文以載道”的主張，表達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贊許與追求。文章結(jié)構(gòu)謹嚴，起承轉(zhuǎn)合非常自然。
第一段（起承部分），首先交待寫這封信的緣起與觀誦墓碑后的總的感受。接著敘及撰寫暮志銘的意義。先提出論點“銘志之著于世，義近于史”，然后比較銘、史之異同。先言其異，次言其同。本段借助銘、史對比展開文章，深刻地闡述了銘志的警世作用。
第二段談今銘“二弊”，首先是不實；其次是“傳者蓋少”。
第三段，強調(diào)立言者的素質(zhì)是糾除今弊的根本條件。作者提出：“立言者”必須是“畜道德而能文章者”。作者在本段總的提出這個論點，然后再分說，“畜道德”和“能文章”。最后總說：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，豈非然哉！二三段為“轉(zhuǎn)”，最后兩段為“合”，從立言者之論，歸結(jié)至于歐陽修身上，盛譽歐陽修“畜道德而能文章”之賢，深謝歐陽修賜銘之恩。與文章開頭呼應(yīng)。在唐宋八大家當(dāng)中，曾鞏是最重視章法的，在以上所述中，讀者可以看到曾鞏文章的這一特點，結(jié)構(gòu)十分謹嚴，內(nèi)容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，起承轉(zhuǎn)合，如行云流水。此文可稱得上曾鞏文章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。
